关于质量变化的定义,没有明确、统一的表达,通过文献梳理,我们看到质量变化的解释主要有以下表达: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副主任刘世锦认为质量变化,包括通常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,更重要的是全面提高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,各级质量。这是一个从概念、目标、制度到具体领域工作细节的全面变化。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鹏认为,质量变化是指产品质量、生产质量和生活质量的提高,加强重要的管理体系、竞争机制和企业管理激励,在综合质量改进的基础上,形成匹配的市场环境、技术环境和人才资源。作者认为,这两种表达方式都有自己的特点,但也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更深入地分析质量变化的意义。
质量改革需要以创新和发展为动力源。数据显示,我国基础研究资金投入快速增长。2017年,全社会研究与实验发展支出达到1.76万亿元,比2012年增长70.9%。该支出占GDP的2.15%,超过欧盟15个国家的平均水平;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12年的52.2%提高到57.5%,国家创新能力排名从2012年的第20位提升到第17位。中国的科技创新水平正在加速向国际第一方阵迈进,进入三跑并存的历史性新阶段,并开始成为几个重要的创新领域的领导者。创新和质量,就像汽车的两轮,鸟的翅膀,没有质量的创新不是成功的创新,缺乏创新的质量不能成为高水平的质量。正如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所说:我们应该用望远镜来看待创新,用显微镜来看待质量。因为创新决定了我们能飞多高,质量决定了我们能走多远。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,站在一个新的起点,我们应该大力创造有利于科技创新、制度创新、文化创新等创新环境,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激励,促进创新要素的流动和聚集,加快产业结构和经济体系的形成,以创新为主要领导和支持,为实现经济发展的质量改革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。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时代,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时代。其基本特点是从快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。高质量的发展不仅包括宏观的经济发展质量,还包括微观的产品和服务质量,最终落实到具体的产品和服务上。要牢牢把握供给侧结构改革的主线,弥补市场失败,创造公平环境,优化资源配置,提高供应体系质量,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,切实开展质量改进行动。
在宏观层面上,首先要全面推进质量理论的研究。从坚持质量第一、效益优先出发,深入了解质量改革、动力改革、效率改革的关系和作用,加强宏观质量理论研究,特别是质量改革理论研究,努力探索有效的理论支持,以提高质量竞争力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理念。第二,加快形成有利于质量改革的评价体系。探索建立新的质量统计评价体系,实现可观测、可分析、可评价的质量效益发展,促进质量的持续改进和效率的持续提高。努力打造质量维度产业结构分析的新方法,科学定义高、中、低端产业结构,准确表达产业结构优化的方向和路径,引导各类资本增加质量投资,提高资源配置效率(张刚,2018)。第三,加强对质量改革的政策指导。要进一步改变政府职能,重点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,加强顶层设计,关注地方、基层和企业的需求,深化产权保护、国有企业国有资产、土地、财税、金融、社会保障、政府行政管理等重点领域的改革,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,特别是产业升级的方向,为质量改革提供更好的宏观政策支持。提供更好的宏观政策支持。第四,努力构建新时代的质量工作模式。加强党的领导,进一步完善质量共治体系建设,逐步建立党委领导、政府领导、部门联合、企业主要责任、社会参与的质量工作模式。
在具体措施方面,首先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。积极引导和推动各种创新要素向产品和服务的供应端流动和集聚,有效支持和发展新能源、新材料、第三代移动通信、生物育种、生物医学等新兴战略产业。激发企业主体的内生动力,确保生产要素的合理有效流动,积极退出低效要素,投资高效要素,不断提高全要素的生产率,坚定不移地推进转型升级,实现从减质到质量双升的转型。第二,我们必须有效地维护市场秩序。探索建立满足新发展阶段需要的综合执法体系,探索建立产品质量分级体系,依法实施更严格的市场监督,加强打击假冒伪劣工作。我们要努力打破垄断,鼓励竞争,重塑优质、优质、适者生存的市场运行机制,激发企业创新和质量改革的内生动力。第三,我们应该提供更好的质量改革潜力。创新质量管理工具,积极采用国际先进质量管理标准,将全面质量管理、六西格玛、精益管理等国际先进质量管理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,积极开发可追溯性管理、供应链管理、业务连续性管理等质量管理工具,满足新业务形式的需要,打造中国质量管理工具箱,努力打造中国品牌大力推进重点产品、重点行业和重点服务领域的标准升级项目,推进企业标准领导制度,推进国内外产品同线、同标、同质项目。加快建设统一管理、联合实施、权威信誉、一般互认的质量认证体系,加强国家质量检验中心和重点实验室建设,建设高水平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。